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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停下脚步:“你这是什么意思?”
“你始终没打电话、也没发电邮给我,说你要出国;当然啦,我并不是说你必须……”
他停顿了一下,短暂得几乎让人察觉不到:“确实如此;对不起,我只是——呃,当时情况确实有些忙乱。”
我可不想听到这个回答。可是,还能期盼什么呢?期盼他手足无措,一个劲儿地给我道歉? 一把将我揽入怀中,发誓再也不会怠慢我?也可能我这是小题大做了。找到舅舅是大卫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件事;是我自己对安全和保证的过度渴望才使情况恶化了起来!我一定要把这些焦虑抛到一边。
上了楼梯,他放下手提箱,穿过走廊,打开一扇半掩的门。“Willie, die Ellie ist da.4”
我眯眼朝房间里望去,只见坐在长沙发上的一个男人站了起来,身材高大而瘦削,面颊塌陷,满脸皱纹;铁灰色的头发又浓又密,梳向一边;双眉高高弓起,似乎被限定在一个永久的惊讶表情里;眉毛下,蓝色眼珠宛如夏日的天空。我好像看到了他和大卫的相貌相似之处,或许是嘴巴周围的什么;当然啦,要是特意寻找的话,很可能就会找到,不管实际上有没有。
他穿着白衬衫、深色长裤,打了领带。此刻他放下衬衫袖子,从椅子靠背上抓起一件西服上衣穿到身上。“很荣幸见到你,福尔曼小姐。”
显而易见,他健康欠佳,但身上有着某种颇有吸引力的东西。我感到他是个绅士,一个和善的人,一个属于所有时代的人。我们握了手。
“幸会。请叫我艾利吧。”当天晚上,我们乘出租车去森特城的“装订商”吃饭。以前常去的那个餐馆虽然就在出门拐角之处,但现在已经关门;而十五街那家的装饰又太让人失望:深色木地板,松松下垂的装饰网,墙上老一套的鱼画。
坐下以后,威利戴上一副金属框的小圆眼镜。我一直觉得,一个人戴了眼镜就好看,让人性情温和,男人尤其如此。他仔细看着菜单,操着洋泾浜英语、法语和德语,接二连三地问着大卫一些问题。
开胃小吃立刻端了上来。
“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你,威利,”吃了几口蟹饼后,我说。“你介意吗?”
“Nein5。问吧。”他非常礼貌地笑了笑。
“讲讲你是怎么在战争中幸免于难的吧。”
他就声情并茂地讲了起来,一边不停地打着手势填补言词上的不足之处。故事从一九三九年夏天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讲起:当时的弗莱堡,党卫军找到戈特利布家。威利的父亲,也就是大卫的外祖父,立刻知道灾祸来临,试图反抗,当场就被杀害;威利当时碰巧在一个邻居家里,听到了枪声;几分钟后,母亲和妹妹就被一辆卡车带走,从此再无音讯。那天晚上,他偷偷回到家里,装了一包东西,立刻逃跑了。战争结束以前的那几年里,他从一个城镇跑到另一个城镇,在树林里躲藏,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从未超过一两天;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犹太人,只说自己是一个战争造成的孤儿。
后来,他徒步向北逃亡,来到比利时与荷兰;那里的环境比别的地方稍微宽松一些。有人帮助他,也有人拒绝伸出援手。借不到或是偷不到鸡蛋和水果时,他就到树林里搜寻食物,只能靠经验去判断哪些浆果与植物可以吃;他的胃落下不少毛病,就可以证明这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