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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站起来，信步走到窗前，尽量离她远一些。只见云层已然升高，天空依旧阴暗。这间屋的窗户比大多数办公室窗户都要大，如果我紧贴窗玻璃，尽管窗户是面向南方的，也能看到东西两个方向。西边是卢普区的核心，由各种不规则形状的建筑拼合在一起，甚至还能看到从肯尼迪高速与丹·瑞安高速交叉口向西延伸的艾森豪威尔高速公路。任何一条，都是数百万人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。
“听我说。”戴尔的声音变得更为焦躁。“我来处理。不用担心。我会给你回电话。”
我朝另一边看去。那一连串不断变动的黑点，就是湖滨大道上的车辆。今天的密歇根湖呈现出炮铜色，空寂而寒冷。我将前额贴在窗玻璃上，刚好能辨认出远处的抽水房。如果我将脖子朝左边再伸长一些，或许还有可能看到海军码头。
就在这时，我注意到窗玻璃边有个什么东西一直沿着窗户延伸。起初，我以为那是条裂缝，便伸出手指去摸，但感觉到的是个隆起的东西，而不是平滑的。我用一只手指从头摸到尾——原来是一根纤细的电线，包了透明绝缘层，用带子捆扎在窗户上。它很不起眼，若不专门寻找，是不会注意到的……
我退后一步，用双眼将它经过的路线打量了一番。
电线下行到地板，穿过地脚线，转过墙角，到了戴尔的桌子后面。我抬起头。戴尔正看着我，手里握着听筒，可当她看到我在看她，就猛然将眼睛看向一边，把听筒放在了电话机座上。
她没有说话。
我也没吭声。
蕾切尔的“科学俱乐部”老师说，天线的位置很灵活，放在哪里都行。可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纳闷戴尔•里迪的窗户里怎么会有一根天线。难道那里有无线电装置？石油公司和抽水房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
当然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。或许戴尔有个短波收音机。或有个业余无线电装置。或许戴尔用它来和留在英国的儿子们保持联系。母子相隔万里之遥，有点空就鼓捣些这样的东西，不是顺理成章的吗？
不过，设备的其他部分呢？她为何对此一言不发？因为从我发现天线时她的表情看，显然我不应该看到那东西。回想起来，我们整个会面过程中她的举止都很奇怪。关于培训视频的讨论只是敷衍了事。初次见面时的热情不见了踪影。她唯一感兴趣的，就是那些录像带的复制情况。
我回想了一下我们的谈话。她似乎搞不懂原始带与剪辑带之间的区别；她不停提到水区录像带，想知道我们做了多少份拷贝，我是否归还了原始带。
我胸口一紧——她是在不停地询问在抽水房拍摄的录像带的复制情况！那盘被无线电频率干扰损坏的带子！
我驱车向西，行驶于安大略街上。那些熟悉的地标建筑都笼罩上了不祥的气氛，显得比先前更加昏暗，更加庞大笨重；街上的车辆，无论是小轿车还是货车都开得更加野蛮，行人也斜睨着眼睛，样子吓人——那盘录像带怎么就他妈的那么重要？
先是勒琼来问。现在是戴尔•里迪。而戴尔的窗户上有根电线，还有一条通向抽水房的径直视线。
回到家后，我翻出勒琼的名片，拨了他局里的电话；语音信箱响了起来。我留下一条信息，说是得跟他谈谈与戴尔会面的情况。两小时以后，我依然心绪不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