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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说：
“如果此刻你包里有个小录音机，我建议你把它关掉。”
项真一边笑，一边半真半假、很夸张地打开自己的小包，举起来给我看。我看得很真切，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个紫色的钱包和一些女人用的化妆品，唯独没有任何疑似采访录音机的东西。等我看完，项真把包扣好，然后说：
“我够真诚吧？女孩的手包通常是不能被男人窥视的。”
我不说是，也不说不是，面无表情地看着项真。
项真说：
“我听说六年前杨震山的案子和今天发生的一个案子极为类似，案情极为骇人听闻。我首先声明，我不是出于你所说的恶心的好奇心而想采访这个案子。我的采访出于两个目的，其中之一，如果杨震山死得冤枉，他理应获得清白，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；其中之二，如果你是对的，你也许需要一个窗口来发出自己的声音。”
我很冷淡地说：
“谢谢你了。不过我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，爱莫能助。至于我的工作，自会有公正评价，不是某个记者可以说三道四的。我不需要什么媒体的帮助，媒体有媒体的责任和良心，警察有警察的责任和良心。你们凭借好奇心和一时的热情办事，但我是按照法律办事，一直以来，依法办案是我的信念，如果我犯了错，法律会让我付出相应代价，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。”
气氛一时有点僵。对我的态度，项真似乎不以为意，她说：
“这事不会让你为难的，你很快就会得到许可。”
看着项真那种似乎是莫名其妙的自信，我有些恍惚，不知道她还能搞出什么花样来。
我说：
“那么，在我得到你所说的许可之前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结束这次谈话了？”
正说着，我桌上的电话忽然响了，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是副局长张栋的电话。
张栋说：
“你马上来我的办公室一趟。”
我看了一眼项真，说：
“我屋里有客人，等我打发走她我就过去。”
张局长似乎很惊讶，问：
“客人？什么客人？不会是什么记者吧？”
这次轮到我惊讶了。
“正好是个记者。”
“他们的动作还真快。”
“不是他们，只有一个人，是她。”
张栋的语气听起来有点恼火，说：
“那我在电话里和你说吧。不知是哪个神通广大的记者，找了市政法委书记，说我们六年前办的一个案子可能存在疏漏，希望能跟踪报道这个案子。政法委书记十分钟前刚给我来了个电话，说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，无碍案件的侦查工作，我们的办案过程就应该接受舆论的监督。让你来我这，就是想和你说这件事，既然那记者已经来了，你看着照应吧，记住，让事实说话是我们的原则，我对你是有充分信心的。”
我放下电话，像不认识眼前这个人似的，仔细研究着项真。
项真神态自若地说：
“我想，你应该已经得到许可了。但是，我必须声明一点，我们首先是朋友，我的存在，只会对你有所帮助，而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。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想办法通融通融的。”
这时，邓浩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摞打印出来的文档。看到我的办公室里有客人，邓浩迟疑了一下。我对项真说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