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虎丘大会后，吴兆骞才名轰动一时，甚至传入了京师，“诸前辈巨公，恨不识吴生也”。可惜命运无常，这位文采风流的江南才子竟然离奇地卷入了丁酉江南科场案，从此被抛进了苦难的深渊。
在各省乡试中，顺天闱为北方最重，江南闱则为南方最重，二省录取举人的名额也是高居前两位。顺天闱之所以排在第一，不过因为是“天子脚下”的首善之区，沾了京师和皇帝的光。而江南闱能排在第二，则全靠地域人文荟萃、真枪实弹的本事了。江南多名士，江南闱也素来被认为是国家选拔人才最关紧要的所在，因而在选派考官方面特别慎重。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丁酉科的主、副考官方猷、钱开宗，是顺治皇帝千挑万选出来的，并寄予厚望。二人临行前，顺治皇帝特意召见，要二人敬慎秉公，并警告说倘所行不正，决不轻恕。不过因为科场积弊已深，之前的处罚又轻微有限，加上汉官素来有欺负满人不通翰墨之心，方猷、钱开宗二人跟顺天闱的同考官李振邺一样，并没有太将少年皇帝的话放在心上。
到了南京后，主、副考官方猷、钱开宗自以为天高皇帝远，早就将顺治皇帝的提醒忘到九霄云外，大肆徇私舞弊。结果榜发后，取中者颇多富贵人家子弟，士论大哗，愤愤不平者大有人在。有人写文章怒骂，还有人写诗嘲讽道：“孔方主试合钱神，题目先论富与贫。金陵自古称金穴，白下于今中白丁。”不过，影响最大的还是南京书肆刚刚刊刻发行的《万金记》一书，万是方猷的“方”字去一点，金字则为钱开宗的“钱”字的一半，“万金”二字即是影射方猷、钱开宗两考官的姓。书中揭露了主考官纳贿通贿的情形，历历如绘，只是隐去了当事人姓名。
另外还有一出名叫《钧天乐》的杂剧，也是写科场故事，分上、下两本。上本写文才出众的沈子虚，应试落第，而不学无术的贾斯文等，却因财势而得中。主考名叫胡图，是“糊涂”的谐音；三鼎甲名叫贾斯文、程不证、魏无知，谐音分别为“假斯文”、“真不证”、“鬼无知”。剧本中有一首《黄莺儿》词：“命意在题中，轻贫士，重富翁。诗云子曰全无用，切磋欠工，往来要通，其斯之谓方能中，告诸公，方人子贡（孔子弟子，以善于营财著称），原是货殖家风。”淋漓尽致地揭发了主考官纳贿作弊的行为。下本写天界考试真才，沈子虚遂中状元，并得夫妻团圆，表现了作者的幻想。此剧刚好写成于江南闱发榜后，时人均疑影射科场，每每演出，“观者如堵墙，靡不咋舌骇叹”，“吴中好事者传为美谈”（《钧天乐自记》）。
方猷、钱开宗二人离开江南回京师，路过常州和苏州时，一路都有人随舟唾骂，甚至投掷砖石，吓得二人一路都躲在舱中。来时前呼后拥，无比风光；去时却是藏头缩尾，丝毫不敢抛头露面，可谓对比鲜明。
顺天科场案发后，李振邺等人被处极刑，并株连极广，朝中北方籍大臣刘正宗自然不会放过“荼毒南士”的大好机会。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后，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十一月二十五日，工科给事中阴应节（山西洪洞人）上疏参奏说：“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窦多端，发榜后，士子忿其不公，哭文庙、殴帘官，物议沸腾。”为此，他还举出了此事中乘机滋弊、冒滥贤书的典型：少詹事方拱乾的第五子方章钺因与方猷联宗而被取为举人。